经济规划委员会那边甚至害怕那些地方官员们不知道该如何做准备工作，所以还特地说明了该如何做巡视准备。

大体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地方有什么特殊的资源优势？比如铁矿，煤矿等矿产，又比如有大量的桑树蚕茧的出产，又比如靠近内湖或近海，有着大量的渔获资源等。不管是什么资源优势，都说要出来。

第二个则是考验地方官员对工业相关的熟悉程度，比如说如果某一天有商人在你的辖区里要搞个织布厂，你该怎么给他办手续？然后怎么解说帝国对纺织产业的一些优惠政策？然后办厂用地怎么解决？

工厂需要用到的大量工人怎么提供？附近的农民是否充足，薪资几何？

同时一个大厂如果有好几百人的，因为不可能靠近城区，这几百人每天的吃喝拉水该怎么解决？尤其是吃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当地是否有充足的米粮以及果蔬提供。

此外，现在凡是涉及到一些高技术的工厂，往往都有洋人工程师的存在，而这些洋人按照条约限定是不能出现在条约港口以外的，地方上该如何解决洋人的身份问题，然后如何避免洋人和地方民众的冲突和矛盾？

这年头办厂，不仅仅对于投资商而言是极大的考验，对于地方官府而言也是极为严重的考验，地方上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往往会造成各种麻烦。

嘉兴那边就是出过这种例子，有个商人听闻嘉兴那边给出了不少优惠措施，所以大胆的跑过去打算建一个茶砖厂，地方官府自然是笑纳，但是等人家商人砸下去好几万圆修起厂房后，然后才知道这建厂的土地竟然不是官地，而是人家私人拥有的土地，嘉兴县都没有进行征收直接拿过来用了，但是现在原地主说这是他们的地，不能让工厂开工，更绝的是，人家地主不缺钱，县衙那边事后出两倍市价征收都没肯，死活要工厂搬走，还要赔偿所谓的青苗损失之类的。

闹起来后，当地县衙，地主以及投资商都是头痛不已，尤其是那投资商人损失极为惨重，花费高价从欧洲进口的精密设备就放在河边码头风吹雨晒，事先招募上百名工人每天都要吃喝拉水但是又开不了工，折腾几个月后人家忍不住了，直接一纸诉状告到了浙江省法院。

后来的浙江省法院审判的结果就是嘉兴县另外征收一片工厂用地给投资商，并负责投资商的一切损失！

不过人家投资商是怕了你，拿了赔偿就立马走人，然后老老实实的跑回上海建厂了，上海虽然建厂成本要搞了至少两倍以上，但是花钱买放心啊。

搞到最后，不仅仅嘉兴县的县令被革职，就连上头的知府都是吃了一个‘下等’的政绩评价，最后被调到了广西当知府去了，虽然是级别平调，但是一个是江南繁华之地的上等府知府，一个是内陆穷山沟的下等府知府，谁看了都知道这是被贬了。

这仅仅是其中之一的例子，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除了上海以及当涂工业区这两个地方外，其他地方包括苏州、杭州在内其实的工业办的都是不顺利。

同时很多商人是习惯了上海那边的政治以及商业环境，这换到了其他地方的话，虽然那些地方政府会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但依旧会非常不习惯，所以很多人宁愿在上海花更多的成本办厂，也不愿意到一地之隔的嘉定、松江等地办厂，至于更内陆的地区就更没有什么人去了。

目前中国排名前二十的生丝缫丝厂，全部都在上海，没有一家在其他城市，哪怕是蚕茧的主要产地湖州都没有大规模的生丝缫丝厂，只有几个当地商人搞的几座小规模缫丝厂而已。

由此可见，实际上商人么虽然在乎政策上的优惠，但是人家更在乎政治以及商业环境。

对于这些，以往的郭龙云了解的还不算多，因为他以前在上海任职，后来在安徽任职，身处高位的他其实很难看到一些地方官府的困难。

当他一路西去，历尽安庆、九江、武昌，然后再沿着长江回到南京，稍作休息后就是前往镇江，扬州，苏州，最后抵达上海。

当他再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看着车水马龙的街头，再看看街头上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正在协助管理街上上的诸多马车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到了其他地方和上海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是帝国首都南京都是无法弥补的。

那就是上海到处都冲刺着现代都市的气息，街头上的路上，路面的煤渣路面，码头上的蒸汽龙门吊等大型工具，停泊的大型船只几乎是一眼望不到头，黄浦江上不断有冒着白烟驶过的蒸汽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