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都流血咯。”老人家指了指自己的左耳。“我说，你不能这样揪娃娃耳朵，有话好好说。她说没事。阿芷哭也不哭一声，他从小就很听话，很懂事。我就让他把书带走，看完了再来我这边借。她说不要。她就从娃娃怀里抢。阿芷不肯放手，她就使劲打他，从地上捡了根木棍子打他肩膀。”

任明卿起先不肯放手。他把腰板挺得直直的，护着自己的书，硬扛着姜母的打骂。可是后来姜母一下打得比一下重，他手上没力气了，松了手。姜母趁机抢走了书，掼在地上踩，一边踩一边骂，那个时候他就突然哭了。在老人家的记忆里，那是他头一次看到任明卿哭泣，他以前从来不哭，姜白汉出殡的时候都没有哭。他看起来柔柔弱弱，却有一股子倔强，但那一次，他身体里坚强的那点东西，被姜母彻底打坏了。

他一放声大哭，姜母就害怕了，更加凶恶地用手背扇他的嘴，不许他发出一点声响，生拉硬拽地把他带回去了。

庄墨想起来，任明卿到现在都有这个习惯，他哭得不管再厉害，不敢说话，也不敢出声。

老人家思来想去这事儿不对，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带着粮食米面去邻村看望任明卿。家里没人，任明卿被关在院子里。老人家挨着土墙叫他的名字，他不应，也站不起来。

“你脸上看他是好的。”老人家气愤地说，“但是她打他里面。我猜她经常打他，但是脸上看不出来，别的人不晓得。”

老人家曾经想过把任明卿讨来自己养，但是他生活不富裕，膝下没有子嗣，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蹬腿。他要是死了，娃娃这么小，怎么办？他就想了个办法，平常省吃俭用，省下粮食走三四里地去给任明卿送吃的、送书。姜母受了他的恩惠，又被他监视着，就没有做更出格的事。

“他们还传我看上姜家寡妇哩！”老人家哭笑不得。

任明卿那几年很明显地变了。他胆子变得很小，以前只是内向，现在却病态地怕生，只敢靠着墙根走，走路的时候弯腰驼背，头垂得低低的。更加明显的一点是，他不再开口说话。他彻底失去了语言能力，仿佛变成了一个哑巴。

村子里的小孩经常欺负他，因为他们的父母背后咒骂他是个扫把星，克死了姜勇的爹，他是一个罪人，谁也不会帮罪人说话。他又没有爹娘，身体还弱小，欺负他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他是谁都可以揣上一脚的落水狗、受气包。

庄墨想起他曾拜访过的暗洞洞的房子背后，那一双双闪烁的眼睛，怀疑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曾经落井下石。正因为如此，那个村子里没有人会说真话，或者说，他们全都选择去相信姜母提供的真相。他们说他十恶不赦。这是群盲的无知，又是群氓的高明之处。他们做了不义的事，他们害了人，他们便要义正言辞、异口同声地指责那受害者是个恶人。村民越统一口径，他越觉得悲哀与绝望。

“后来安老师来咯，娃娃的日子才好过了一点。”老先生说。

“安老师？是那个凤河中学的安老师？”

“以前哪有什么凤河中学哟！就在村口那一排废弃的伐木场里上课。”

庄墨想起来教导主任带他参观学校时偶见的建筑，矮小、破旧但原样树立在操场后头，原来那才是任明卿念书的地方。

“安老师是个好人，他是大城市来的，斯斯文文，很有文化，听说还留过洋。他大学毕业，来这里支教，原本只打算待三个月，结果一来就走不了了。他同阿芷很要好。他来了以后，阿芷就不怎么上我这儿来咯！他教他写作文，阿芷语文很好。”老先生慈爱地嫉妒着，由衷地为他俩感到高兴。

“那您知道阿芷最后为什么退学么？”

“他们说他把姜勇的胳膊打折了，我不相信。”老先生摇着头，往床上坐坐，“姜勇又高又壮，是村里的小霸王，娃娃只有挨打的份。娃娃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同学也不和他一道玩，安老师就把他叫到自己屋子里，让他看书。”

“所以他从前从不打架？”这和教导主任说的话不相符合，但更符合庄墨的猜测。

“挨打怎么能叫打架？他们胡说八道！”老先生义愤填膺道，“出事前一个礼拜，他还问我讨白酒，在山上采了酢浆草，做成跌打药酒。他被打了，腰上好大一个淤青。他不可能去打架，他是被人害的！”

庄墨点了点头。如果高远早就出现了，任明卿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他猜测任明卿彻底人格分裂是受了姜勇的刺激，就是那场冲突中，他们做了什么，超出了任明卿的承受范围之内，于是诞生了第二人格来反抗。任明卿长期遭受生理上的虐待和精神上的折磨，压抑到了极点，就产生了很极端的保护机制。

“出了这么大事情，姜家妈妈不肯罢休，差点把阿芷打死在镇卫生院里咯，还要报公安抓他。村长也要他退学。后来安老师叫了人来，把阿芷送去了城里，跟村长和姜家妈妈说，要把他送走，让他不用再回来了。大家觉得好，安老师就把他的户口迁走了。”老先生叹了口气，“他走了也好，呆在这里迟早要出事。”

“他的户口是安老师办的？”

“对。我跟他一起办的。”

“那他有没有说要迁去哪里？”

“他说要迁去首都。”老爷子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讲起首都，不免咧开了没牙的嘴嘿嘿直笑。首都在这辈人心目中，是天安门，是全中国的心脏。去了首都那就是飞黄腾达了，他一直相信阿芷一定会一飞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