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罢,关家二老把我们几个安排在一间厢房之中,见到久违的温床暖被,当真觉得恍如隔世。季玟慧又喂着苏兰吃了一些流食,几个人便早早的熄灯睡觉了。
次日醒来我们几个商议了一下,觉得此地不能久留,苏兰照这样昏迷下去总不是办法,还是要尽早到大城市里及时就医才行。
于是我又请求关大爷帮我们找量汽车,能把我们送到附近的县城就行。但路费我们的确是没有,只有一块手表给老人家留作纪念,等我们回京以后,一定把住宿费和车费一并给老人家邮寄过来。
关老汉说你要是再说这话俺就不给你找车了,俺们乡下人不像你们城里人似的,动不动就提钱。你们有难了来找俺老汉,那是给俺面子,俺帮着你们也是给你们面子,绝不是为了那俩破钱儿。你们等着,俺这就给你们找车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关大爷喜滋滋地回到了家中,告诉我们今天是你们的吉日,正好有一辆车要去兴华乡里送鱼,你们可以跟着那个车过去。不过你们为啥这么急着要走?俺还打算跟你们好好地多喝几顿哩
我说您老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也会永远记住您的恩惠,但是我们和队友失散的时间太久了,怕其他队友着急,所以得赶紧和他们取得联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回到这个美丽的村庄,再好好地拜访一下全村的乡亲们。
临走的时候,关大爷还倒给了我们500块钱作为盘缠,直把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跟关大爷要了他儿子单位的地址,说是平时来往个书信什么的方便一些。一番道别之后,我们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我们乘坐的汽车是那种正宗的农用货车,驾驶室里只能塞得下季玟慧和苏兰两个女人,而我们三个则和车斗里的一桶桶鲜鱼挤在一起,那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车行一日,傍晚前我们到了兴华乡,跟司机道谢之后,便各自分道扬镳了。
我们在乡上随便找了一家小旅社,然后胡乱吃了几口东西。吃饭的时候,我把下一步的计划构思了一下。
饭后,由我出面给白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这边出了很大的问题,现在行李和设备全都丢了,而且还有人受了重伤,电话里面说不清,总之现在需要一笔钱供我们看病和回京。我们身上的银行卡现金和身份证全部遗失,所以只能派人给我们送现金过来,银行汇款是行不通了。
至于周怀江等三人死亡一事,自然不能在电话里面告诉他,一来是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二来也是怕隔墙有耳,万一有人把我们给举报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只能等回去以后再想办法让他知晓,到时怎么处理就看他的了。
这次白教授是为了自己功绩才暗中私自组建了考古队,根本没有政府的批文,听说我们出了这么大的岔子,他必然要担心自己受到连带责任,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不过他说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在什么位置,而且就算是我现在出发,到你们那里也要两三天的时间,恐怕会耽误伤员的病情。这样吧,我联系一个东北的老朋友,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们送些钱过去,你们等我的电话。然后记下了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旅馆的电话号码。
半小时后,他回电话说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中午会有一个姓李的人去给你们送钱,一定要先把伤员治好,有什么事等回北京以后再说。
次日午后,果然有一个中年男子来找我们,那人自称是李教授的儿子,受白教授的委托来给我们送钱。他递给我们一个信封,然后有一搭无一搭的闲扯了两句,便开车离开了。
信封里装着5万块钱,应该足够应付眼前这些事了。于是我赶紧雇了辆车,把我们一路送到了塔河县。
在县医院里,苏兰得到了全面的检查,医生说她是因为头部神经受到重度刺激而导致了长时间的昏迷,但由于我们保护的还算妥当,她身体上并无大碍。只是他们的医院医疗设备比较落后,不能对她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如果想让她尽快苏醒,还得去比较权威的医院做更加全面的检查和系统的病情分析。
事已至此,我们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回京后再作打算。好在苏兰的性命算是保了下来,回到北京后,应该能有办法把病治好。
鉴于苏兰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于是我又雇了一辆非常舒适的商务轿车,给司机1万块钱让他把我们送回北京。这价格至少超出正常价格的两倍,那司机自然乐的合不拢嘴,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临行前,我给关大爷的儿子打了个电话,把此前在他家借宿的事情讲了一遍,然后让他把银行账号给我,我给他把钱汇去,让他转交给关大爷和关大妈。
他起初说什么都不肯告诉账号,说这事要是被他爹妈知道,肯定会劈头盖脸地骂他一顿。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其实是缉毒大队的刑警,因为追击一个毒贩才不小心遇险了。当时因为任务在身,所以不能把实情告诉你父母。
现在犯人已经抓住了,政府出了一笔奖金,也算对你父母的一种奖励。这钱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留在我们手里算怎么回事?到时人家要说我们贪污我们都解释不清。
关大爷的儿子半信半疑,但还是受不住我一再催促,这才把银行账号告诉了我。
我把剩下的三万八千块钱分成了两份,一份三万的全部存进了关家的户头,剩下八千块钱就用作一路上的资费使用。
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北京两千多公里,一路上晓行夜宿,直到第四天头上,这才终于回到了北京境内。